又少了一个爱日本的韩国人

*原文是「アメリカからの八通の手紙 中国、韓国、そして日本の言語事情」后记
著/John Kanai
译/渣渣
最后再写一件事做结尾吧。之前已经多次提过我一直受某位先生的照顾,全靠他每天把韩语报纸上的社论观点栏剪下来,我才能掌握韩语中汉字词的使用方法。
这位先生1918年出生在日本统治下的咸镜道咸兴市。父亲因参加了三一运动(1919年)而生死不明,他的少年时代便是在单亲家庭中度过的。他三岁的时候搬到忠清道的大田市,18岁以前都住在那里。
大约是20年前的事了,我在洛杉矶的韩国教会里认识了这位先生。他是教会的牧师,但不是一般称呼那种牧师,而是顶着一个音乐牧师的头衔在指挥圣歌队。之后因为我不再光临韩国教会,加上他也搬家了,于是断绝了音信。但是世上真是有偶然,我五年前有幸遇到了他的孙子。我去教会的时候他孙子还是小学生,多亏他过了十多年还认得我,这才能与牧师再会了。
在此之后,我每两周去拜访一次。聊聊日本,聊聊韩国,聊聊美国,聊过去聊将来,话题没有缺的时候。每两周去见一次是因为正好是「Sarai」(小学馆发行的面向中老年的杂志)的发售日。我拿着读完的「Sarai」,转而收下他那两周剪下来的韩文报纸,这个习惯持续了五年。但是这次我从日本回来后不久先生就去世了,享年87岁。
在此写一下五年中的部分对话。这位先生是武藏野音乐大学毕业的。
「武藏野音大就是在西武池袋线的江古田站?」
「对。您还真清楚啊。」
「嗯。高中时代的朋友是管乐队的主要成员,因为很喜欢音乐就进了武藏野音大。我刚上大学的时候对东京也不熟悉,在他学校所在的江古田站汇合过。当时觉得江古田是个很有意思的地名。真是巧啊。您是几岁的时候去的日本呢?」
「十八岁的时候。当时还没有现在的高中,上完旧式中学就去日本了。」
「漂洋过海一个人来到东京一定很寂寞吧。」
「当然,那时候可寂寞了。但是因为我非常喜欢音乐,学习的时候很开心,就没时间寂寞了。」
「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音乐的?」
「我家传统就信教。我出生的时候就接受了洗礼,懂事的时候就很熟悉教会的音乐。有一个契机让我走上音乐道路。」
「是什么呢?」
「中学的时候听说日本海军的吹奏乐队要来大田演奏。当时很苦恼,因为是在工作日。烦恼了三天三夜才下了决心。」
「决定去听吗?」
「对。我想错过这次机会就没有第二次了,就从学校溜出来了。」
「感觉怎样?」
「当时全身都麻痹了一样,动都动不了了。当时想来听真是太好了。那时候的感动我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。这是我第一次逃学,也是最后一次。」
这次与吹奏乐队的相遇改变了先生的命运。这让他为了学习音乐去了日本,又为了传播音乐来到了美国。
「现在回想起来可真开心啊。对了,决定去日本后,领旅行证的时候在大田市的警察局出了一件事。」
「诶,旅行证是警察局发的吗?」
「没错。当时是这样的。拿到了旅行证走出警察局的时候,在前台的警察问我去日本的哪里」
「警察是日本人吗?」
「对。我答道“去日本学音乐”,他就说“真好啊,我也想去学”。感觉有点奇怪。」
「是啊。」
「大田市有殖产银行。行长说一个人去东京肯定很辛苦,给我写了推荐信。他也是日本人。推荐信是写给东京大学的一个地下餐厅的。」
就算是充满希望的年轻人在东京无依无靠也会心神不宁吧。这大概是行长的一片照顾之情。
「多亏这个我才到了东京就找到工作了。」
「咦,不是要上音乐大学吗?」
「因为还是要考入学考试,我就在东大的餐厅做服务生,同时上单独辅导课为考试做准备。我报了钢琴课,每天都上钢琴课。」
就这样青年时代的赵先生一边做服务生一边努力学习,最后出色地考上了武藏野音大。
「学生生活感觉怎样?」
「啊,那可真是开心啊,有好多开心的回忆。刚开始我语言上还有点问题。」
「嗯?当时韩国不是用日语的吗?」
「不是。应该是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,从那时候起学校上课改用日语了。之前是用韩语授课的。」
「原来如此。因为我听说在日本统治下韩语是被禁止使用的。」
在韩国的新闻和舆论的影响下,我自然认为韩语当时已经被日帝消灭了,牧师的这个说法让我耳目一新。他说从小学五年级开始上课用日语了,但是日常生活中还是用韩语。
「我虽然也说日语,但还是达不到日本人的程度。开始有点不知所措,但是同学们人都不错,鼓励我说“赵,你日语说得真好。”」
「咦,您刚才说了“赵”,日本统治时代不是要根据创氏改名取个日本名字吗?」
「不。我已经不记得是哪年了,上大学的时候在家里的妈妈给我寄了封信,说韩国名字不能用了,让我也取个日本名字。我就想取个什么名字好。我的籍贯是黄海道白川郡,就提交了白川这个姓。」
「这样啊。」
「但是受到了“这算什么,不成体统”的批评。」
「这是为什么呢?」
「因为有一位叫白川的大人物,说我跟那大人物一个姓不成体统,就放弃白川了。我有一位恩师姓薗山,就借了薗山的薗,叫做薗田了。」
「您是只改了姓吗?」
「不,我当时想把名也顺便改了,就叫kaoru了。」
「Kaoru是草字头的那个薰吗?」
「对,我就叫薗田薰了。」
「还真是好听,听着像电影演员的名字。」
他还说关于这个名字还有段美好回忆。改名叫薗田薰之后第一天上学,班主任开始早上的点名。
「他说“薗田薰?薗田薰是谁啊”。我就起立回答说“是我”。他就说“什么,你是薗田薰?别说瞎话了,你不是赵吗。”说了好几次“你是赵啊”。」
「那还真是好。」
「还有一件跟这个类似的事。」
1941年12月,珍珠湾袭击打响了太平洋战争。受此影响,大学生们都提前毕业了。
「提前毕业之后,您回国了吗?」
「没,我想在日本工作,就去找校长商量。他说“都内的音羽中学在招音乐教师,你去试试看”,我就去了音羽中学找那里的校长面试。然而面试没通过。我回到大学后跟校长说了这件事,他直接愤然去了音羽中学。 」
校长去了音羽中学,以招聘公告上没有说韩国人除外为由,跟音羽中学的校长进行了谈判。
「校长回来之后跟我说“赵同学,我已经跟他们说好了,下周一你就去音羽中学教课吧。”我可高兴了,遇到这么一位把学生当成亲儿子来照顾的校长真是幸运。」
「于是您就开始在音羽中学授课了?」
「没有,空袭越来越激烈,政府下了疏散令。我就回了韩国老家。」
「这样啊。」
「回老家的时候有一件东西我特别想带走,就是我大学时代每天在宿舍里用来练习的风琴。我去找了运输公司,他们说“战况现在恶化很厉害无法作保证,我们会尽力。” 」
「运到了吗?」
「运到了,捆包得结结实实的运到了。名字好像是村上运输店吧。在那种战时的混乱中能做到这种程度,真是很厉害。这就叫敬业精神吧。我被日本人的这种热心,这种一定要把事情办好的劲头感动到了。多亏他们,我爱用的风琴为教会的圣歌队派上了不小用场。」
上了年纪的韩国人说的日语都很好听,牧师说的日语更是显著。他把多志的青年时代在日本几年间的愉快回忆浓缩起来,再用语言来表现,这样自然动听。他讲的那种过去的日语很有礼貌,时而又像小孩子说话一样轻快,真是让人怀念。
「在日本有去哪里旅游吗?」
「我当时可是穷学生,没有旅游的闲余。那个时代个人的自由也很有限。大学时演奏旅行去仙台的回忆很不错。在仙台开了演奏会,然后去松岛参观了一下,很漂亮。因为是和大家一起所以特别开心。啊,想起来了,我还去过江之岛,骑自行车去的。」
「诶,骑车去江之岛吗。是住了一晚还是两晚吗?」
「没有,当天往返。挺好的。」
「难以置信啊。」
「还有我去富士山的山麓参加过军训。富士山真漂亮啊。」
「您还去军训过啊。」
一放暑假,他就会毫不犹豫地从直接从东京回大田。从东京乘火车到下关,从下关乘夜间联络船到釜山,从釜山乘京釜铁道直接回大田老家。
「回想起来,那时候真应该一边去同学们家住的乡下看看一边走。现在后悔了。大家都说让我过去坐坐,当时想尽快回到故乡,到家了就想一直待到快开学的时候。」
他还跟我说过途中发生的事。
「那是我坐夜行列车从下关到东京的时候。」
「是不是朝风号?」
「对,应该是朝风号。是卧铺车。」
「我考大学上京的时候坐过朝风号。因为是最便宜的卧铺票,所以是三段卧铺的上铺。我睡相很差,很担心会不会掉下来。那时候我十八岁。妈妈给了我五万日元当旅费和住宿费。我怕丢了就放绑在了脚底下,一刻也不敢让钱离身。」
「哈哈,真有意思。我坐车的时候出过这么个事。当时为了取缔共产党员,列车上有宪兵,旅客的行李都要检查。我的行李也被打开了,里面所有东西全拿出来检查。要是没有什么可疑物品就会把东西放回去。我说“我来吧”,对方却说“不,是我拿出来的,我就得负责放回去。”我觉得真好啊。」
虽然是很小的事,他把这件事当成怀念的回忆跟我讲了。他在关釜联络船中还有类似的经验。
赵青年躺在了船底三等席的大房间里。宪兵来检查旅客行李的时候从他的包里掏出了日记本,说要拿走检阅一下,离开了大房间。
「也没写什么奇怪的东西,果然还是很不安,一晚上都很担心。」
第二天早上,联络船在下关港靠岸了。下船的时候他从甲板上听到「赵同学,忘了你的日记本了。抱歉。」,然后还给了他。
「但是也有不好的回忆。是在大田到釜山的列车上。我在大田买了车站便当。」
「韩国也有车站便当啊。」
「有的。」
从大田到釜山的列车里也有宪兵,这次是韩国人。查完所有旅客的行李之后,他们也不管拿出来的东西就走了。
「我虽然很生气,但是当时很年轻也做不了什么。但是同席的一位中年绅士站起来批评无礼的宪兵说“你们这太不像话了,把东西放回包里。”但是被忠告的宪兵却反过来威胁“你想干什么,找揍吗”。中年绅士没有退缩,又说了一遍。结果这位绅士在下一站被赶下车了。」
「各种意义上都很悲伤啊。」
「对。我回忆起来这事心情很复杂。」
他还说过关于列车的快乐回忆。
「家里给我寄信,说在大田的教会里一些比我小两岁的女学生们来东京修学旅行。」
「诶,当时韩国的修学旅行是去东京吗?」
「对,可以选两种路线。一个是东京,一个是满洲。」
「这我是第一次听说。」
「我查好了她们几号几点到东京站,知道了在到东京之前会在品川暂时停车。然后我就装作不知道的样子上了她们坐的列车。」
「她们肯定特高兴吧。」
「没有预料的人在没有预料的地方出现,她们一下呆住了。然后马上车里就炸开锅了。」
他还说很怀念火车旅行中的车站便当。两三分钟的停车时间也跑出去买便当也是很美好的回忆。
「一说到车站便当,我想起在新干线上吃的便当真好吃。」
1988年,他去了阔别四十余年的日本。
「从东京站到京都站吃的车站便当很好吃。便当盒很漂亮舍不得扔掉,之后带回美国了。装茶的容器也很可爱,一起拿回来了。」
阔别了日本四十余年,先生当然要去大学看看。
「学校招待了我去校长室。校长还帮我联系了同级生。我和其中一位在下关的同学通了电话。“哦,赵啊,我听说你在美国。真是久别啊,毕业之后有40多年了。你马上过来吧”。」
「去下关吗?」
「对。但是因为没时间所以没有实现,他似乎继承了自家的寺庙。学生时代他可是学打鼓的。」
「这样啊。那他可是把木鱼当鼓打了。」
「哈哈,这说法有意思。亏你想得到。」
「没准是因为这个选择学打鼓呢。」
「也许吧。」
牧师说的在日本的快乐回忆都是一点一点回想起来的。说之前都会先说「不知道之前有没有说过」,有时候也会有以前说过几次的事情。
「这件事再说一次就是第一百次了。」
「哈哈哈,这说法不错。」
「不好意思,开个小玩笑。」
「我知道。」
他还讲了很多寄宿生活中的美好回忆。有一天早上,那家人提醒他晚饭要按时回来。这家人由夫人,女儿,和儿子构成。那天按时回来后,晚饭的餐桌上竟然有牛排。
这可是在战争配给制当中,为了确保食物要四处奔走的情况下的牛排。房东的女儿是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歌手,当时在各处战地中公演。有了这层关系才拿到了肉。
餐桌上四个盘子里各放着一块牛排。赵先生坐下的时候,发现那上中学的儿子一脸不高兴的样子。
「哥伦比亚唱片的姐姐问他“你不高兴个什么劲”,他就一脸不满地说“我是这家的儿子,为什么赵的牛排比我的大啊。”我之前还没发现,就说“抱歉,跟我的交换吧。”然后一脸不高兴的儿子就笑着说“没有啦,开玩笑。”夫人和姐姐也都应和着说“笨蛋”」
「真好啊,就像家人之间在开玩笑呢。」
「是啊。真的待我很好。那天的晚饭是我这一生吃过的最好的。」
在配给制的情况下,米饭都很难吃到。赵先生吃饭也经常是用面食解决。他经常去大学正门的荞麦面店。有一天吃完了从店里出来的时候,那家店的老板娘叫住了他
「赵同学,今天晚上关门的时候你过来。」
「怎么了?」
「别管了,你就来吧。」
他就在关门的时候过去了,打开了已经摘下暖帘的店门。收拾结束正在休息的老板娘说
「赵同学,你来吃这个吧。」
他一看,餐桌上有一大碗盖饭,上面放着两块烤鱼干和几块萝卜干。
「我那时可真高兴啊,感动得眼泪流下来了。那时候觉得米真好吃啊。现在我还记得那时候的味道。」
四十余年后去大学的时候,正门前的荞麦面店还用着跟四十年前一样颜色的暖帘。门不再是过去的推拉门了,变成了自动门。进了店里,有一位老婆婆正坐在里面的椅子上。
「好久不见。我是赵。」
「赵?诶?你是赵同学?哎呀,这不是赵吗」
「……」
「……」
两人紧紧握住了对方的手。四十余年后的再会,根本不需要语言。
这次我去日本的几天前去问候了先生,告诉他我要去日本。
「去多久啊?」
「两周半左右就回来了吧。」
「真好,我也想去。」
这是我和牧师最后一次交谈。
又少了一个爱日本的韩国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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